当然了。
既然接下来，要在河套试行的新制度，关乎到在场众人的未来——究竟是继续在河套做游牧部族头人，还是去长安城做贵人一等，极尽奢靡的彻侯关内侯，那这新制度到底长个什么样，大家也总得先搞清楚。
往大了说，听到汉人朝堂‘纸上谈兵’的新制度后，作为游牧贵族的在场众人，说不定能在新制度的，提出更具可行性的意见。
意见一提，新制度都得到升华了，还算不上‘试行新制度积极’‘成效卓著’吗？
往小了说，就算提不出有效的改进建议，搞清楚新制度是个什么样，大家伙推行起来，也能更加得心应手，事半功倍。
于是，在短暂的兴奋之后，众人无不是屏息凝神，翘首以盼，齐齐注视向程不识，等候着程不识接下来的发言。
至于那新制度，大家暗下也都各有猜测。
还是那句话。
——经过长达一年的彼此了解，不单是程不识这样的汉军将领，从河套各部的生活方式当中，对游牧之民有了更深入的了解。
在场的各部头人，也同样在过去这一年多的接触当中，对汉人有了更加深入的了解。
不了解不要紧。
这一了解，大家伙的心态，难免就发生了些许微妙的变化。
在过去，草原上最广为流传的说法，是与草原牧民对应的汉人农民，生活那是异常艰苦。
牧民遇到青黄不接，食不果腹，牛羊不产奶的时候，好歹还能宰几只羊、几头牛，来勉强度过危机。
可汉人的农民，一旦因为天灾人祸没种出庄稼，那就是要马上饿死的！
毕竟同为生产资料，牛羊牧畜还能宰了吃肉，但汉人的农田，却是无法让人果腹的。
对汉人农民的刻板印象尚且如此抽象，对汉人权贵、官吏的认知，那更是离谱的不行。
首先，是与草原部族头人，所对应的郡、县官员，在草原的舆论认知中，不过就是富裕一点的农民。
只是田亩多一些，种地的技艺高超一些，能指导其他农民种地的‘精锐农民’而已。
甚至就连长安朝堂的大臣，乃至军中的大将，都不乏有因为极其擅长种地，而被任命为官员、将领者。
也就是说，在游牧之民的认知中，汉人的社会组织结构，几乎是完全以‘会不会种地’来作为唯一指标的。
不会种地，那就得