所以还要分为‘百家’，则是因为‘殊途同归’的‘殊途’二字。
目标是一致的；
但达成目标的手段、路线，诸子百家各有看法，各有坚持，也各有自己的主张。
如，现今汉室的执政学派：黄老学，主张水利万物而不争，掌权者应该无为而治，与民休息；
只要划定大致方向，并允许百姓在框架内肆意发展，就总有一天能自然而然，抵达‘道’的彼案。
与之形成鲜明对比的，则是法家的主张。
在法家看来，人这个东西，就是要管着的。
大到婚丧嫁娶，小到吃喝拉撒，最好连嘴上说什么、心里想什么，都得到掌权者的控制，才能让社会安定，并最终稳步走向‘道’之所在。
再比如儒家，认为统治者不应该事必亲躬，而是应该慷慨的放权给地方豪绅，以乡绅治国，方可致‘道’。
其中，最偏激的两家，便是在数百年前，将华夏学术思想界对半平分的两家：杨朱，以及墨家。
孟子云：天下之言，不归杨，即归墨。
其中的‘杨’，便指杨朱之学。
该学，由战国初期的魏国人：杨朱杨子居所创立，主张‘贵己’‘重生’‘人人不损一毫’等思想。
大意为：人最贵重的东西无外乎生命，生难遇而死易及。
所以，人应当万分珍惜生命，要‘乐生’，一切以存我为先，为了不受到他人损害，任何手段都是可以采用的。
杨朱之学的大部分学说主张，也都是围绕着这一点展开，凡是涉及‘人应该怎么做’的讨论时，杨朱的主张便总是类似的画风。
开心就好；
利己就好；
自己的感受最重要，自己的快乐最重要，自己的生命最重要。
在确保自己不受损害的前提下，通过帮助别人，来让自己收获快乐，是可取的；
但若帮助别人，就要让自己受到损害——哪怕是损失一个指甲盖，就可以救人一命，在杨朱学派的主张看来，也是不对的。
所以世人常说：杨朱唯我，不以物累。
后世也有人将类似的主张，总结为：精致的利己主义。
如此偏激的观点，饶是在后世那个思想开放、进去的时代，都很难得到普世价值的认同，更枉论在思想更为保守、更提倡‘无私奉献’‘道德君子’的战国时期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