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938年8月18日的拂晓，汉口王家墩机场的停机坪上，一架伊-15战斗机旁，23岁的林耀华正用丝绒布擦拭着座驾的螺旋桨。
这位剑桥大学经济学硕士，此刻正在一丝不苟的擦拭着螺旋桨。不远处，机械师摇动曲柄启动引擎，巨大的轰鸣声撕裂了江城的寂静。他抬头望向天空，那里即将成为他与数百名同样出身名门的青年最后的归宿。
他们曾是十里洋场的翩翩佳公子，如今却成了守护武汉三镇最后的鹰群。
华夏第一代战斗机飞行员名录，俨然是一份民国精英谱。
航校七期学员中，归侨子弟占三分之一，其余多为书香门第或官商后裔。陈怀民出身江苏镇江的富裕家庭，革命世家；李桂丹来自东北，“九一八”后南下报考航校；高志航本是法国归来的绅士，却在笕桥空战中首开击落日机纪录。
这些本可享受优渥生活的青年，在中央航校大门的标语前立下了庄重的誓言：
“我们的身体、飞机和炸弹，当与敌人兵舰阵地同归于尽！”
当日寇的铁蹄踏入华北时，这群天之骄子的命运也悄然转向。淞沪会战爆发后，华夏空军仅剩不足百架战机，飞行员更是伤亡殆尽。
当富豪们开始变卖珍宝；当海外侨胞开始倾囊捐献战机；当宋夫人振臂高呼"献机祝寿"；连黄包车夫都掏出浸透汗水的铜板。这些翱翔蓝天的钢铁雄鹰，每一架都承载着民族的希望。
年轻的华夏飞行员们以血肉为引，将生命化作航油，在敌机遮天蔽日的阴影下毅然升空。他们清楚，座下是举国节衣缩食凑出的最后家底，身后是千年文明存续的火种。这不是寻常的空战，这是用决死的俯冲，对"不可为而为之"这六个血字最悲壮的诠释。
武汉上空的血色天平，早在开战之前便已倾斜。日本的三菱军工厂月产战机300架，而华夏所有航空工厂产量则为零。
至1938年夏，日军在华战机达800余架之多，而拼尽全力的华夏空军仅有217架老旧飞机。
更致命的是飞行员的断层，航校培养一名合格飞行员需两年时间，而战争头半年就牺牲了478名精英。
三次武汉大空战成为这种力量悬殊的惨烈注解。
4月29日裕仁诞辰，日军39架战机扑向武汉“献礼”。陈怀民在击落一架敌机后被五架日机围剿，油箱燃起大火。这位22岁的飞行员放弃跳伞，猛拉操纵杆撞向日机。两机在空中