讲起红高粱这部戏，一定程度上，戏外的故事更曲折过戏内。
平行时空里，差不多也是这个时间节点，内地电影正考虑是否推行分级制度。
彼时红高粱在西德首轮放映，
一举拿下第38届柏林国际电影节金熊奖，为国产片赢得有史以来最高的国际荣誉
随后相继引进香江、加拿大和美利坚，内地为响应百花齐放和解放思想的标准，于是也将这部戏摆上大银幕，由中影负责发行和放映。
在计划经济的年代，除了影院会购买拷贝，农村市场因为没有影院，但又要满足农民的精神需求，通常情况是生产队联络当地文化馆，象征性交一笔钱，当晚就能在公社打谷场露天放映电影，全村人端着小板凳蜂拥而至，但更多时候，连钱也交不起，于是挨家挨户收一碗小麦或玉米，这样就算做‘购片费’。
所以无论少林寺的票房过亿，亦或者红高粱的票房四千万，都没有确切来源。
但红高粱的确上映了。
在分级制度还在商讨的时间节点，红高粱一刀未剪出现在大银幕，结果当孩子们看到高粱地里的野合和血淋淋的活剥人皮，无不大受震撼，旋即在社会上引起轩然大波，讨伐声山呼海哨。
直接影响，是令到原本正在推进电影分级制度匆匆夭折，电影局在此前还刊登了两篇专门介绍电影分级制度的连载文章，自此以后再也没有更新过。
红高粱就是这般恐怖如斯。
以至于往后第二年，一部叫寡妇村的电影横空出世，首次打着‘少儿不宜’的宣传口号，一度让这四个字成为某些电影招揽观众的噱头。
“不过就算没有红高粱，也有绿高粱和白高粱。”
翟远心里清楚分级制度的推行难度，个中的机遇、优势或危险、弊端兼有。
虽然欧西国家都用实践证明了电影分级的合理性，但全都是资本家和工会自发形成，并没有行政干预，但内地的电影业不可能放任野蛮生长，而不进行干预，
只能说当下实行电影分级制的时机是否成熟的确有待商榷，还是不要掺和进去为好。
“所以红高粱这部戏摆在香江放映就好，暂时没必要和内地电影厂接触。”
翟远对施楠生交代道：“但如果这部戏拿了奖，难免还是要进内地的影院，到时候九一的态度很明确，钱我们都可以一分不拿，宣传的时候也请不要带上我们的名字。”