外，范宁还注意到了一位姓氏为哈密尔顿的女士与他来往密切，从各类资料中的信息来看，这是他聘请的治疗抑郁症的心理医生。
范宁试着打听了一下这位哈密尔顿女士的详细信息，结果异常顺利，因为她不仅仍在世，而且有一定的社会名气——她出生于新历856年，那时不到30岁，现在则已经57岁，公众身份是乌夫兰塞尔著名的病理学家、心理学家、传染病学家。
通过调查她公开履历的时间线，范宁注意到，在老管风琴师去世后，那栋特纳美术馆原址上的宅邸，不久后变成了一家“城市精神病人委员会医院”，初任院长正是哈密尔顿女士。
这里有两点说明是必要的，首先范宁从细节中推测，虽然在这位老管风琴师的人生最后阶段，哈密尔顿女士给予了他很多医疗照护，但剧情并不是“狗血”的“府邸遗产赠予”——她仅仅起到了同官方牵线搭桥的作用，当局将府邸改建成医院后，以“离世后的维埃恩”署名，向小教堂预支了一笔款项，作为他心爱的管风琴的后期修缮基金。
再者，这家“城市精神病人委员会医院”也不能完全按字面意义上理解成“精神病院”。
它其实是从帝国济贫院医疗体系独立出来后的产物——随着提欧莱恩工业化进程中深层次矛盾的暴露，济贫院贫民恶劣的生存状况和卫生水平越来越受到社会各界诟病，议会在上世纪80年代初期出台了城市贫困法，对那时已经臭名昭著的济贫法修正案(834年版，又称新济贫法)进行了改革。
其中一项议程就是成立“城市精神病人委员会”，把济贫院内部医院独立出来，加大经费投入，寻求社会资助，广泛收治穷人，这保障了一些曾经不被社会接受，对穷人来说难以启齿的医疗需求，如性病、堕胎、未婚妈妈的生产等...也包括残疾人康复、职业病防治、传染病防治...精神病人只是其中一部分。
按照范宁的理解，这有点类似于“现代公立医院”的前身了。
于是从80年代开始，先是大教区、大机构率先落实议会改革要求，再就是中小型济贫院也纷纷进行整改——这其中就包括了此医院的建成。它们的资金来源既有当局拨付，又有教会善款，还有一些热衷慈善事业的工厂主予以资助。
但较为蹊跷的是，这家特纳美术馆原址上的医院，存在时间似乎极短。
从资料各处的蛛丝马迹来梳理时间线：维埃恩886年夏天去世，医院改建工程缓缓启动，888年底才竣