就是隔离——不仅把病童和健康的孩子隔开，而且所有的医生、护士，甚至包括儿童的父母，都需要离孩子远一点，因为成年人身上的潜在病菌不计其数，因此为了孩子的健康，父母应当采取措施，让孩子自由而独立地长大。
“福利院也响应号召，根据科学家与权威医生制定的方案来调整照顾策略，首先是通风，白天一定要打开窗户，其次是隔离，所有婴儿都放在分隔的婴儿床上，每一张床都配有一个单独的、干净的奶瓶，每一个孩子使用的床单被套都经过了严格的消毒，为了保证安全，照顾者要尽可能少地触碰孩子，尽可能地保持距离——熟悉吗？”
赫斯塔抬起头：“结果怎么样？”
“结果你都已经听过了，”帕卡特道，“这些孩子安静而消瘦，不讲话，不笑，动辄生病，尽管霍乱和猩红热这样的烈性疾病已经渐渐消失，孩子们依旧在缓慢地枯萎。
“后来，一些第三区的精神分析师开始关注这一现象。二十世纪中叶，有人对孤儿院和女子监狱附属幼儿园的孩子进行比对，在四个月的时间里观察儿童的发展情况。在实验开始时，孤儿院里有88个3岁以下儿童，四个月后，其中的23个孩子已经夭折而另一边由女囚的孩子们呢——全都好好地活着。
“这在当时非常离奇，因为监狱的附属幼儿园远不如孤儿院整洁。那里所有的孩子都共用一套玩具，成天聚在一块儿玩闹，没有严格的隔离和消毒。女囚们每天放风的时候被允许过来陪伴孩子，她们会抓住这仅有的一点时间，尽可能多地拥抱她们的宝贝。
”同样的现象也发生了同时代的儿童医院里，尽管医生们遵从着严格的隔离制度，一旦儿童入院就禁止父母探视，但孩子们并没有因此变得更好。直到有一位第一区的儿科医生提出，如果孩子持续生病不见好转，可以试试让母亲来医院陪护。很快，在那位医生工作的地方，幼儿的发病率从35掉到了10以下。
“而同时期的其他医院，给予监护人的探视时间是平均每周一小时——这一模式持续到了二十世纪后半叶，才渐渐式微你没办法估算，究竟有多少原本可以康复的孩子，死于那些非得把孩子和其抚养人分开的权威人士之手。”
赫斯塔皱着眉头，静静地听完了帕卡特这一番讲述。
“所以，说到底，孩子还是需要亲人的照顾？”
“不是亲人，”帕卡特纠正道，“即便是完全没有血缘关系的人也可以给予儿童同样的关怀，护理的原则只有一