透过城中村的电线照进来，在他的变卖清单上投下细碎的光斑，像极了他写在上面的数字。
二、编织袋旁的荆棘与掌心的温度
再次醒来时，后腰传来一阵刺痛。我猛地坐起身，发现自己躺在桥下的旧棉被上，手里还攥着那本旧笔记本，手机在裤兜里震动不停——凌晨4点，孙子发来的紧急消息：“爷爷，复习资料今天就要交，老师说不交就不能上复习课”；废品站老板发来的消息：“周阿公，今天塑料瓶又降价了，200个只能给7元，你要是觉得少，就别送来了”。
窗外天刚亮，城中村的街道上只有清洁工在扫地，冷风吹过桥墩，带着雨水的湿气。我这才惊觉，自己变成了周阿公。
摸向后腰，昨天搬旧冰箱的疼痛还在，一按就像针扎；左手的塑料瓶倒在旁边，凉白开洒了点在笔记本上；中山装内袋里，孙子的成绩单复印件硌着胸口，纸页边缘磨得发亮。编织袋里，压着三份“生存难题”：拾荒的“目标清单”(红色标注“4点半-10点：捡纸箱50斤(20元)、塑料瓶300个(10元)、旧家电1台(30元)；10点卖废品，凑够100元资料费”)、家庭的“牵挂线索”(“孙子资料费：100元，今天必须寄；给孙子买中考作文大全(废品站老板说有货)；提醒孙子穿厚点(昨晚天气预报说降温)”)、身体的“警报信号”(“腰椎间盘突出：别搬重废品，贴膏药；口渴：喝自带凉白开；饿了：吃昨天剩的馒头”)。
我摸向中山装口袋里的零钱，昨天卖废品剩的28元，给孙子买了支钢笔花了10元，还剩18元——离100元资料费还差82元，只能靠今天多捡废品，心里像压着块石头，既担心孙子交不上资料费，又怕自己的腰撑不住。
凌晨4点半，我准时拎着编织袋出门。沿着街道翻找第一个垃圾桶，里面只有几个塑料瓶，我小心地放进袋里，怕压坏；第二个垃圾桶里有一摞纸箱，我弯腰去捡，腰突然疼得直咧嘴，只能用铁钩撑着地面，慢慢直起身，心里想着“再疼也得捡，这箱纸箱能卖5元”。早上6点，我已经走了两条街，捡了30斤纸箱与200个塑料瓶，却没找到旧家电，我着急地往城东工业区走，终于在工厂门口发现一台旧电视机，外壳有点破，我试着搬了搬，很重，腰又开始疼，只能一点点挪到编织袋旁，心里松了口气——这台电视机能卖30元。
上午10点，我把废品送到废品站，老板称了称：“纸箱50斤20元，塑料瓶300个10元，旧电视机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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