学不是法家，又有点跑题了，再拉回来。
经学对子学的改造，重点是改造出了有利于中央集权统治的内容，但仍然保留了儒学中很多优秀的文化思想内涵。
考虑到当时的客观环境，这种改造其实也是必须的。子学的缺点并不是它落后，事实恰恰相反，而是它在某些方面太超前了，过于理想化。
经学的改造看似是一种退步，但恰恰能满足当时的治理需要。
在农耕文明的时代，只要还没达到土地资源与气候条件所能承载的人口上限，这一套工具基本都是有效的。
但是因为土地集中、自然灾害等种种原因，文明形态突破了这种承载上限时，阶段性的秩序崩溃又几乎是必然的，任何一种工具都解决不了。
直至近代，工业文明所带来的生产力大爆发，才有了突破农耕文明承载上限的可能。
儒家研究的对象是“人与人”，它的价值，不论是过去、现在与将来，也主要作用于这个领域，不能将之万能化，它不可能去指导一切。
后世的理学与心学，都对经学进行了某些方面的修订与延伸，有将之万能化的企图，却没有清晰完整地阐述子学的格物，不能不说是一种遗憾。
到了两千年后的明末至满清民国时期，依附于统治阶级的知识分子，以儒家为工具，却集中了儒家思想自经学以来被赋予的、几乎所有的“苛”。
彼时所谓的儒家只剩下了一张皮，堕落为僵化的礼教体系。所以在后来的民族救亡运动中，推翻这个礼教体系不仅是一种必然，也是一种必须。
“批儒”是我们一道绕不过去的槛，但要看批什么、怎么批？
在“人与人”这个领域，我们得到认知以及检验认知的方法，以及它所体现的核心思想，才是以孔子为代表的儒学所留下的财富。
至于被工具化的礼教体系，就让它随着旧时代一起埋葬吧。
文明复兴伴随着文化复兴，文化传统中那些优秀的思想内核，要赋予它符合这个时代精神的、更积极地内涵，是我们这些后人的责任。
最后一个问题，对现代中国而言，我们为什么能接受马克思主义，并对它进行本土化改造，这种思想的土壤从何来？
讲到这里，其实已经有答案了。
首先在我们的文化传统意识底层中，一直就有着对天下为公的理想世界的追求，它不是宗教描述的天堂，就是人间社会。