柏拉图的“理想国”强调的是形式，它是以制度为导向的；孔子的“大同”强调的是内容，它是以结果为导向的。
柏拉图认为，只要按照那样一种制度去打造社会，便是他所认为的理想国。
这其中还隐含了一种思想，就是认为某种制度已经是完美的，只要严格按照它的范式去执行即可这种思想在当代仍有市场。
但孔子不这么认为，他所描述的大同世界是一幅图景，只要能实现这个图景，制度并不是绝对的，他所能想到的只是“天下为公”这个朦胧的概念。
所以儒家的社会追求，是从现实世界到理想世界，再从理想世界的初级阶段到高级阶段，根据情况的发展变化，一步步去推进的。
孔子也并不是真的认为，周公时代的礼乐制度就是最好的，他只是向往那个时代的治理结果。若现实中有更好的方式能达成天下大同，他也会选择后者。
第五个问题，子学之后被官方工具化的儒学
这里只能简单讲几句，我也没法展开。
在刚才的讨论中，对儒家的批判，主要集中于经学对子学的改造，但是话又说回来，这种改造有没有意义呢？
有，当然有，而且在当时的历史背景下，有非常重要实用价值。
通过经学的改造，使儒学成为一种实用性很强的治理工具，在农耕文明的环境下，它能够最大程度地保证秩序稳定。
它提供了一套可行的方法，能从家庭、宗族到国家层面，实现稳定的治理结构，形成普遍的道德认同与价值观体系，进而在潜意识中维系民族认同与天下一统。
顺便再插一句，先秦之后的天下一统，当然也有法家的贡献。
比如郡县制、统一文字与度量衡，主要也是法家的成果。它成了一种保障的形式，而儒学则是形式中填充的内容。
汉代经学对儒家子学的改造过程中，很可能也有法家学者的参与，因为经学中加入的“尊君驭民”思想，带有明显的法家痕迹。
论语中有一句话，很多人都应该听说过，就是“民可使由之，不可使知之。”
这句话出现得非常突兀，因为它不是孔子的思想，而是典型的法家思想，更具体地说是商鞅的思想。
当然了，我们看到这句话的注疏，都是汉代经学家的记录，近代又有人对它的断句以及释意，提出了多种不同的观点。
今天我们讨论的是儒家子