不易获取，需要打点关系，继而直白地索要“辛苦费”、“信息费”，并信誓旦旦保证钱到即告知关键线索。她半信半疑地试探几句，对方便显得不耐烦，催促的语气中漏洞渐多。最终，在她要求更具实质性的证据或先提供部分信息时，对方瞬间沉默，拉黑，消失得无影无踪。
一次，两次她经历了数次类似的骗局。每一次，从最初的信以为真、心跳如鼓，到中间的疑虑丛生、挣扎权衡，再到最后的真相大白、失望愤怒，都像一次小型的凌迟，消耗着她本就稀薄的情感储备和本就拮据的经济资源。网络世界放大了人性的善，但更无限放大了个体的恶。它给了希望一个看似广阔的舞台，却也同时布满了陷阱与虚妄。她意识到，在这片虚拟的海洋中，她不仅是在打捞记忆的碎片，更是在与无数精心伪装的贪婪与欺骗搏斗。
传统的纸媒，曾是另一个寄托希望的方向。她咬牙从生活费中挤出一点，在一家发行范围较广的晚报中缝登载了寻亲启事。她想象着那份泛着油墨香的报纸被送入千家万户，或许其中某一户，正有一位老人戴着老花镜，无意间瞥见这则小广告，然后猛地想起多年前的往事。
她每天都会去报摊查看那份报纸，看着自己的那几行小字挤在各种各样的广告中间，显得如此微不足道。一天，两天，一周，两周报纸一期期出版，她的启事如同投入浩瀚湖面的一粒沙，没有回响，甚至连一丝涟漪都未曾看见。时代早已变迁，读报的人群日益萎缩，不再是信息传递的主流渠道。那份刊载了她希望的报纸，或许大多直接被丢进了回收站，连被翻开的机会都没有。这笔有限的投入，如同一声轻微的叹息，消散在无人听见的空气里，连回音都吝于给予。
而所有努力背后，那最根本、最致命的障碍，愈发清晰地凸显出来——时间与地域的模糊。
她无法确定具体的年份。记忆是碎片化的，没有清晰的编年史。那场别离发生在她多大？五岁？六岁？还是七岁？那时的弟弟又有多大？三岁？四岁？记忆中的季节是夏天还是冬天？年份的模糊，使得任何基于时间线的追溯都变得困难重重，无法与确切的历史记录、户籍档案或迁徒信息对应。
更大的困扰来自于地理。“钢厂”和“河”——这几乎是中国北方无数工业城市的标准配置。鞍钢、包钢、武钢、太钢以及无数大大小小已然倒闭或改制的地方性钢厂，几乎每一座钢城的旁边，都有一条被工业废水或多或少污染过的河流。它们大同小异，都有着高耸的烟囱、庞大的厂房、轰鸣的机器