引言：一个时代的迷思与一个县域的求索
一、调研背景。
1995年，是我国改革开放事业已步入第十七个年头，也是“八五”计划的收官之年，更是我国经济体制转轨与社会结构转型深水区的一年。国家经济高速增长，市场化改革的框架得以初步确立，但过去激进改革措施所积累的深层矛盾开始集中显现：社会经济运行的结构性失衡、金融秩序的潜在风险、社会利益的剧烈分化和政治生态的演变，无一不是严峻而复杂的挑战。
宏观经济：自93年十六条调控措施贯彻以来，“投资、消费、出口”三架拉动经济增长的马车表现不一。投资热度虽得以暂时抑制，但仍旧是经济增长的主力；消费平稳增长，但主要源于货币超发引发的通货膨胀余波未平；出口或将异军突起，远超预期，为接下来的经济软着陆提供重要缓冲。然而，内需引擎大幅度衰减，就业率创历史性新低，物价上涨幅度过高则成为我国经济中最为突出的矛盾，底层民众基本生活保障被侵蚀、产业结构的严重失衡。过去多年超发的货币大多流向投机市场，却缺乏对农业基础设施的投入，工农剪刀差进一步扩大，城乡二元结构矛盾持续深化
金融市场：在金融监管体系尚不完善的背景下，资本市场基本沦为权贵圈钱工具，大量资金脱离实体经济，进入证券、期货、房地产等领域进行投机炒作，不仅积累了巨大的潜在金融风险，也加剧了产业结构的虚实失衡。国有银行的不良资产问题极为突出，不良贷款率仍处于危险高位，三角债问题虽经多次清理但并未根除，持续困扰着实体企业的健康发展
政治生态：分税制改革重塑央地财政关系，导致地方政府面临财权上收、事权下压的治理困境，尤其是县乡政府，财政经上级部门层层减扣，大多陷入了财政赤字，干部工资长期拖欠成为普遍现象，乡村基层治理因此进一步失序，“村霸乡绅”阶层再度崛起，民众和政府关系呈紧张对立。巨大的财政压力和市场经济的浪潮，让部分官员的理想动摇、信念滑坡，‘唯经济发展’的考核机制，也扭曲了部分官员的政绩观和行为模式，统计造假和形象工程屡见不鲜。腐败问题如不遏制，将从个人行为演变为体制性顽疾，或者说现在已是久病成疾
社会民生：基层政府的财政赤字，让公共建设、公共服务等民生福利支出被进一步压缩。社会保障体系残缺，教育与医疗成本大幅增加，公共资源分配不均，居民财富在高通胀下被悄然虹吸，基层警务组织涣散，三农和治安问题