什么变化？”一位较年轻的将领问道。
李宇轩缓缓端起茶杯，抿了一口：“你们可知道1919年的凡尔赛和约？”
众人面面相觑。
“那个条约，”他继续说，“埋下了二十年后的战争。不是因为它本身有多么苛刻，而是因为它建立在不稳定的平衡上。”他顿了顿，“今天的条约不同。它是弱者与强者的联合，是新政权争取生存空间的必要之举。但你们要记住，国家之间没有永恒的朋友，只有永恒的利益。”
室内一阵沉默。这些曾在战场上与国民党军拼杀过的共和将领，此刻却像当年在黄埔课堂上一样，认真聆听着这位“主任”的教诲。
“主任的意思是”兵团参谋长试探地问。
“我的意思是，”李宇轩看向窗外光秃的树枝，“要利用这段时间壮大自己。苏联的援助很重要，但更重要的是学会他们的技术，培养自己的人才。我在访问苏联时，看到他们如何从一战后的一片废墟中重新崛起，靠的不是外援，是教育和技术。”李宇轩说着说着慢慢的想到了一些事。
“主任，您在想什么？”一位将领的问话打断了他的思绪。
“没什么，想起一些旧事。”李宇轩收回目光，“关于这个条约，我建议你们重点关注重工业和军事工业的转移。这是苏联能够给的最大帮助，也是华夏最需要的。”
来访者们认真记录着。离开时，那位兵团参谋长在门口转身，深深鞠了一躬：“谢谢主任。”
门重新关上，李宇轩坐回椅子，拿起铅笔在一张纸上写下几个字：东北、重工业、五年计划、自主。然后又将纸片慢慢撕碎，扔进火炉。
三月的华夏，两场没有硝烟的战争同时打响。
一场在会议室和办公室中，陈云领导的政务院财经委员会正推行着前所未有的全国财经统一工作。另一场在华东、中南的山林湖泊间，解放军大规模剿匪行动全面展开。
功德林内，李宇轩通过报纸和来访者的讲述，密切关注着这两场“战役”。
“景公，今天陈云主任的报告公布了。”刘广志将一份文件放在桌上，“全国财政收支、物资调度、现金管理全部统一到中央。”
李宇轩接过文件，仔细阅读。作为曾经管理过国民党第三战区和第五军系的人物，他深知财政统一对于政权的重要性，也清楚其中的艰难。
“国民党输掉大陆，财经混乱是重要原因之一。”他轻声说道，