更像是在自言自语，“1935年法币改革时，我曾向少东家建议建立独立于地方势力的中央银行体系，可惜未被采纳。”
刘广志静静地听着。
“陈云做得对，”李宇轩继续说，“但关键在于执行。华夏这么大，地方势力根深蒂固。财经统一不仅仅是政策，更是一场政治斗争。”
刘广志惊讶地看着他：“景公，您怎么知道”
“还有剿匪，”李宇轩转换话题，“报纸上说进展顺利，但实际呢？”
“这个...”
“不方便说就算了。”李宇轩摆摆手，“但我提醒一点：剿匪不能只靠军事。我在豫章‘围剿’赤军时——抱歉，当时你们叫赤军——吃过这个亏。军事清剿只能暂时压制，要根除匪患，必须解决土地问题、就业问题，让老百姓有活路。”
这番话让刘广志陷入了沉思。确实，一些剿匪前线反映，单纯的军事行动效果有限，许多土匪是被生计所迫的农民。
“我会将您的建议转达给相关部门。”刘广志郑重地说。
当天下午，又有一批特殊的访客到来——几位准备前往西藏的解放军高级干部。他们听说功德林里关着一位熟悉边疆事务的老将军，特地前来请教。
“进军西藏，筹备工作比军事行动更重要。”李宇轩开门见山地说，“我在抗战期间负责过西南边疆防务，对西藏情况略有了解。关键不是打败藏军——他们战斗力有限——而是如何赢得藏族同胞的支持。”
他详细讲述了西藏的地理、气候、宗教和社会结构，特别强调了尊重藏族文化和宗教信仰的重要性。
“1931年，我曾代表国民政府与藏族土司谈判，明白了一个道理：在边疆地区，武力只能征服土地，文化才能征服人心。”他从抽屉里拿出一本泛黄的笔记本，“这是我当年的一些记录，也许对你们有用。”
几位干部如获至宝，郑重接过笔记本。
“主任，您为什么”一位年轻的干部忍不住问，“为什么愿意帮助我们？”
李宇轩沉默片刻，缓缓说道：“因为华夏不能再分裂了。我在德国见过分裂的苦果，在美国见过强大的好处。华夏必须统一，必须强大。至于党派之争”他顿了顿，“历史自有评判。”