胡特派员的到来与离去，如同在第十一支队平静，至少表面如此的水面投下了一块巨石，涟漪久久不散。尽管谢文渊以“兼顾抗战大局”为由暂时搪塞了过去，但他深知，来自上峰的猜忌与压力绝不会就此消失。那个提议组建的“清乡大队”，虽因他的坚持而未能独立成军，却像一根毒刺，埋在了支队内部，胡特派员留下的两名“联络参谋”更是如同监视之眼，时刻提醒着他处境的微妙与危险。
支队内部的氛围也变得有些异样。一些原本就对谢文渊“怀柔”政策不满、思想更趋顽固的军官，似乎从胡特派员的态度中嗅到了什么，言行间多了几分试探与揣测。而大多数基层官兵，则依旧沉浸在每日的战斗、行军、筹粮等具体事务中，对高层的暗流涌动感知不深。
谢文渊变得更加沉默寡言，处理军务时愈发谨慎。他严格按照上峰要求，定期汇报“防共限共”情况，但内容多是“未见异常”、“已加强警戒”等套话。在实际行动上，他则更加隐秘地贯彻着自己的原则：对日伪，坚决打击；对辖区内零星的新四军活动，只要不触及核心利益，便睁一只眼闭一只眼，甚至偶尔会通过一些极其隐秘的渠道，传递一些关于日伪调动的情报——这既是出于民族大义，也是为了在复杂的敌后环境中，多一个潜在的、心照不宣的“盟友”。
民国二十九年(1940年)五月，日军为巩固长江防线，策应宜昌作战，对大别山北麓发动了一次规模较大的“扫荡”。谢文渊的支队首当其冲。日军兵分两路，一路直扑立煌，一路向谢文渊支队主要活动的吴家店、斑竹园一带合围而来。
战斗异常激烈。支队依托熟悉的山地地形，与日军周旋，不断伏击、袭扰，迟滞其推进速度。但日军此次投入兵力较多，装备精良，又有汉奸带路，支队伤亡不断增加，活动空间被一步步压缩。
一天深夜，支队主力刚刚摆脱一股日军的追击，转移到长岭关附近一处密林中休整。官兵们疲惫不堪，许多人带着伤，弹药也所剩无几。谢文渊与几名主要军官围坐在一处篝火旁，商讨着下一步行动，气氛凝重。
“支队长，鬼子这次来势太凶，咬得很紧！再这样硬拼下去，咱们这点老家底怕是要打光了！”一位满脸硝烟的营长喘着粗气说道。
“是啊，支队长，得想个办法跳出这个包围圈才行。”参谋长也忧心忡忡。
谢文渊盯着摊在膝盖上的简陋地图，眉头紧锁。正面突围，伤亡难以承受；分散转移，又容易被日军各个击破。