以“技术讲座”形式，就“结构可靠性评估的一般性原则与常用方法”进行交流，内容限定于公开学术成果。
“破冰”初步成功！谢继远立即组织精干力量，成立临时“外联学习小组”，由秦工带队，成员包括两名政治绝对可靠、技术基础较好的年轻工程师。他们开始如饥似渴地研读那份简讯，并准备针对“讲座”可能涉及的内容，列出清单式的问题——这些问题同样必须经过高度抽象和脱敏处理。
另一方面，谢继远指示，利用这次建立起的极其脆弱的联系渠道，尝试提出一项极其克制的“反向咨询”。由秦工将701工程在“高湿、高粉尘、强振动”环境下，对普通工业仪表进行适应性改造和防护的一些经验教训，整理成一份“情况说明”，询问对方研究机构，在类似恶劣工况下，是否有国内外公开文献提及更有效的防护材料或设计思路。此举意在试探，这种交流能否是双向的、互益的，哪怕流量极小。
就在701工程小心翼翼地尝试与学术界建立“毛细血管”级连接的同时，山外的改革春风，正以更迅猛的态势，吹拂着社会的各个角落，也吹到了正在校园里埋头苦读的谢望城和他的同学们身上。
校园里，“星期六工程师”成了新现象。一些学有余力、尤其是高年级的研究生和青年教师，开始在周末骑着自行车，前往周边的乡镇企业、街道工厂，利用所学知识帮助解决技术难题，换取微薄的报酬或仅仅是实践的机会。关于“知识就是财富”、“技术可以参与分配”的讨论，开始在学生中悄悄流行。更有甚者，个别胆大、有门路的学生，开始尝试接触那些刚刚进入中国市场、还带着神秘色彩的“微型计算机”和“编程手册”，梦想着有朝一日能自己编写软件，甚至创业。
谢望城身处这股热潮之中，既有兴奋，也有冷静的思考。他参与的校办工厂自动化改造项目取得了成功，让他切实体会到了知识应用于实践的成就感。他也听说了沿海特区更加大胆的改革举措，听到了同学们关于毕业后去深圳、珠海闯荡的议论。但他的心思，更多地还是被父亲信中那若隐若现、关于“传统重要领域”面临技术革新挑战的描述所牵引。他隐约感到，父亲所在的领域，其重要性可能远超一般的“三线厂”，其技术升级的需求或许更为迫切和特殊，也更为艰难。
他在给父亲的信中，详细描述了校园里的这些新现象，也谈了自己的思考：“技术流动与知识变现，已成潮流。然学生以为，技术之价值，首在解决国家急需、填补关键空白。