后，可谓大喜，他夸赞张方道：“振武便是我的韩信、白起啊！”而后令大军调头反向，火速与张方会合。
此时在宜阳与洛阳之间，不过有新安何攀的三千守军而已。
何攀接纳皇甫商，得知宜阳失守的消息后，大惊失色。宜阳既失，再驻留在新安函谷关一带，便将沦为孤军。一旦张方自东西同时进攻，将无法守御。他只好放弃函谷关，一面向荥阳司马乂处传信，一面退守洛阳金墉城，等待朝廷的下一步命令。
司马乂得此消息，对皇甫商的守御不力，自然是极为恼怒，可恼怒解决不了问题，张方的大军也不会在原地等待。一个更为现实的问题摆在他面前：到底要不要坚守洛阳。
如祖逖便上表分析称：所谓一鼓作气，再而衰，三而竭。与北军接连两次大战后，禁军已经濒临力竭的窘境。而相比之下，西军方获初胜，士气大涨，又兵精粮足，双方若接战，我劳而敌逸，纵使禁军乃天下强兵，恐也不易取胜。
因此，以保守起见，他建议司马乂弃守洛阳。
毕竟眼下朝廷已经取缔了征东军司，重新接管了兖州与豫州，与此前只有河南、荥阳两郡的局促情形相比，形势已经大为改善。洛阳固然重要，但那又如何呢？天子、皇后仍在身边，司马乂大可以将其丢给征西军司，迁都许昌。而后继续固守成皋关、鄂阪关等要地，待禁军休整完毕，兖、豫二州兵力作为后继，夺回洛阳，不过是顺理成章的事情罢了。
其余人也多持此看法，尤其是此时司马乂与刘羡的矛盾濒临公开化，军队内部都不稳定的情况下，更应该先避战拒战。
但朝堂中也有另一股看法，如高密王司马略便进言说：“洛阳，国都也，宗庙血食之所在，社稷根基之所在。若不战而走，天下必谓我军畏战，继而非殿下而隆河间。到那时，人心一变，强弱之势转也，诸州各生异心，将士改换门面，又将如何呢？须知董卓之乱天下，便起自于弃洛阳而守长安啊！”
这种看法也不无道理，时至今日，朝廷的权威仍然是与洛阳绑定的。一旦朝廷失去了洛阳，本就不强的朝廷威望，又将落于何处呢？眼下平叛情形略有好转，可一旦丢下了洛阳，是否会导致江南的努力前功尽弃了呢？司马乂不得不做此考虑。
他来回衡量其中利弊，还是更偏向于迎战的。毕竟根据此前的情报来看，西军的兵力并不算强盛，和禁军不过相当，兵器甲仗也是平平，并不如禁军精良，尤其是敌军主帅张方，更非西军中闻名的宿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