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平元年，五月。
稍微空闲下来的张虞，离开治所壶关，带上随从至长子县乡下走访。
“今岁何如？”
躬身入乡里，张虞忽然走进一户民宅，以讨水喝为名，与农人闲聊。
“得老天保佑，今岁能过些太平日子，种了不少田。却就是近些日子，没下雨！”
农人三旬有余，满脸褶皱，将水递给张虞时，可见其手上老茧之多。
张虞毫无架子，便让张丰将马背上的鞍卸下，便说道：“田里种些什么，今年打算种麦不？”
“种了！”
见张虞一行人持刀乘马，农人倒也不慌，说道：“田里种了粟，只等秋时收成。麦不敢不种，粟要用来交税，麦虽难吃，但还是要种，免得闹荒。明年旧地种豆，易地种粟。仅要太平，耕作两三年，便有剩余。”
自张虞与众人商议赋税改革以来，钟繇经与众人讨论，额定一户出粟三石、绢(或布)一匹，绵五两。当用物取代钱，用于征收赋税时，上党士民虽晓得官府取巧，但也仅抱怨而已。
张虞笑道：“今年种粟，今明之交耕宿麦，明年种豆。而后易田种粟，如此反复，两岁三熟，君倒晓得耕作。”
东汉至隋唐的三四百年里，因冬小麦在黄河中下游的普及，黄河中下游地区形成了，春种粟，冬种麦，次年五月收麦，六月种豆，九月收豆的两年三熟耕作体系。
同时，因为两年三熟的农业耕作，得以使黄河中下游地区快速崛起为中国的经济中心。
而经济中心的南移，其本质是随着长江流域普及宿麦种植，发展出稻麦轮耕制，两年三熟的稻、麦收成，远比二年三熟的粟、麦、豆收成更多。
而今上党因临近河北地区，且作为早期的华夏文明发源地，郡内百姓掌握两年三熟的耕作模式并不奇怪。
张虞将碗还给农人，问道：“今在张府君治下，乐否？”
农人将碗收起，叹了口气，说道：“乐与不乐，要看和谁比。若和被迁徙于此的流民相比，我自是乐呵。他们今下为得口粮，每日随官府劳作，开垦荒田，种黍以待秋冬。”
“若与富裕人家相比，肯定自是不如。家中我与妻子两人，老人一口，小儿两人，虽有百余亩之地，但除去休耕之田，能耕者半数，年收粟六、七十石。而官府收三石，另需缴绢、绵之物。”
“一番精打细算下来，四季弄些果蔬，家人勉强可