首先就是很多县城取消了歧视性的政策，比如商人不能穿绸缎之类的。
其次就是承认他们合法产业的收入，严禁不法胥吏骚扰，打击影响商业活动的地痞无赖黑帮。
最后就是给出一些土地和政策上的优惠条件，鼓励商人开办工坊。
事情发展的时候，还收获了一个意外的结果。
在获得更多商税后，官府也养得起更多新吏，结果就是官府的办事效率和廉洁度都提升了。
京畿地区的百姓，不少也都是识字的。
经过商报等报纸的宣传，就是最保守的士大夫也要承认，县里的发展确实和商人交税有关。
顺天府发生的事情，就是苏泽四民道德理论的一个验证。
商人要获得权力，就必须要完成自己的义务。
依法纳税，就是商人的义务。
商人愿意承担义务，那官府也就会保障他们的权利。
范宽明白了这个道理，所以才力劝范宝贤，联络山西籍的官员和名士，请求在山西征收商税，进行新吏改革。
范宝贤拿着这份请愿书，对着范宽说道：
“容我思考一下，过几日再给你答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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请扩围吏科试并新吏改革疏
苏泽这封奏疏送到通政邮递司，杨思忠悬着心放松了一些。
苏二疏本月终于上疏了！
而这份奏疏的内容，杨思忠也觉得没什么意外。
这份奏疏的内容很简单，就是总结了吏科试的成效，建议朝廷在更多的地区推行吏科试和新吏改革。
苏泽在奏疏中夸赞了房山县的变化，房山县户曹新吏张明远被树立为模范，苏泽列举了张明远为了盘活房山县的琉璃官窑，做出哪些工作。
苏泽又介绍了房山县的变化，现在的房山县已经成为京畿地区的玻璃主产地，房山县所出产的五色玻璃甚至反过来出口海外。
整个房山县的商税从微乎其微，增长到去年田税的一半还多。
而房山县令林秉正，利用县衙多余的资金，在县里建设养济院和孤老院，又兴修了房山县的水利和漕运设施。
房山县又打压县内的犯罪活动，新吏组成的捕快们，打掉了房山县内几个黑恶团伙，房山县内的治安情况大为好转。
苏泽将房山县的变化，归结为吏科试选拔了合格的人才。