而顺天府的税制改革也说明了，在有可靠新吏的支持下，一个县是可以在取得商税的同时，也能保持县里的稳定发展，还能做出比以前更好的政绩来。
苏泽在奏疏中，请求朝堂嘉奖房山县令林秉正，房山县里张明远，从而更好的督促顺天府内的官吏推动商税改革。
最后，苏泽建议朝廷在更多省开展吏科试，开征商税。
杨思忠读完后，也只能感慨苏泽的手段高明。
水晶宫博览会、吏科试、商税改革，苏泽推动的国策，从来都不会画饼或者讲什么大道理，而是将利害得失都明确的摆在所有人面前。
顺天府的改革成果大家都能看到，你要反对苏泽，总要提出一个更好的方案来吧？
当然，杨思忠也没有那么乐观。
这封奏疏的反对声浪一定是很大的。
杨思忠掌管通政邮递司，手中握着大量的情报，苏泽在奏疏中其实也有一个致命的漏洞。
那就是，并不是所有的工商业主，都是赞同他的。
如今京畿地区，支持商税改革的工商业主，往往是最近崛起的工商业主。
这批人都有差不多共同特点。
他们要么是通过新技术，在旧产业获得技术优势的工坊主，比如使用新机器的北方丝棉产业主。
要么那干脆是新行业的工商业主，比如制皂业主，毛纺业主，制糖制酒业主。
杨思忠将他们定义为“工商新贵”。
这些人都是从产业和政策的改革中获得好处的人，甚至可以说都是从苏泽推动的技术变革中获得红利的人，他们显然亲近苏泽，支持苏泽的政策。
这些人还有一个特点，他们都是刚刚获得财富，所以家族的社会地位还比较低。
他们不像南直隶的工商业主，他们早已经通过联姻、捐赠书院供养子弟科举等方式获得政治地位了，不需要苏泽这套“四民道德”来提高政治地位了。
苏泽故意在奏疏中混淆了概念，支持商税的是京畿地区的工商新贵，比如南直隶的工商业主，就肯定不会支持征收商税的。
杨思忠突然想到了什么，苏泽的奏疏似乎也没有明确说明，要在哪里征收商税？
按理说，在北方最繁荣的京畿地区推动商税改革后，接下来不就是南直隶吗？
很显然苏泽并没有这个意思。
杨思忠想到了一种可能。