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0月下旬，宁粤的代表，在沪市的孙科别墅，终于达成协议，避免了内战。
此时也是顺应‘日本侵略东三省’事件，双方的外交方面决先求得一致，以利共赴国难。
毕竟这个时候打内战，会遭到全国人民的唾弃；而全国频发的反日罢工，也让中华民族团结起来。
这一天，陈光良参加了‘上海煤业公会’的会议，他刚刚当选这个组织的理事会成员。
会议主要是讨论上海‘缺煤’的处境。
1931年7月万宝山事件后，上海的棉布业、砂糖业等率先拒绝与日人交易，对日货进行检查登记，并打出“自发永续排货”的标语。
煤炭因为是燃料必需品，在以往的抵制日货运动中常被当作例外处理，所以起初日本煤商对此次抵制运动不以为然。日本领事也推测，即便对日本煤加以一时抵制，但对燃料这类必需品，随着时间推移必然会有融通之策。9月前，上海反日会的意见确实是“日煤在国煤充分自给前，应照必需品处理方法办理”。
九一八事变爆发之后，国内展开全面“对日经济绝交”。上海煤业公会于9月26日宣布坚决抵制日货，拒绝新交易，停止原有交易，登记封存现有的日本煤、抚顺煤。同时，煤石驳船业同业公会也决定拒装日本煤，严格检查登记码头的日本煤。甚至连使用日本轮船运送的开滦煤也在抵制之列，拒绝装卸搬送。
1930年上海煤炭市场中有近四成是日本煤和抚顺煤，一旦切断其进口，上海的煤炭供给将会出现严重的危机。事实上，早在抵制运动之前，上海已有煤荒之兆。因连年金价腾贵，上海进口的日本煤与抚顺煤减少，储煤量下降。
而且自1931年3月起，开滦煤与北宁铁路因运费问题发生纠纷，举行“罢业罢运”。每月输入上海的开滦煤减少7万—10万吨之多，7月初开滦煤在上海的储量仅有9800吨，与上一年同期的8.2万吨相差甚远。
另外，开滦煤通常用日本轮船运输，排日后港口工人拒绝为日轮装卸，而又难有其他轮船可以顶替。
由此，当时上海的煤荒之势愈演愈烈。
纵然困难如此的多，但此时刘鸿生和陈光良两人，心中却有几分得意。
一名理事抱怨道：“截至10月20日，上海存积各煤只有30万吨，仅足供一个月之销用。随着天气变冷，煤炭需求将进入旺季，上海将陷入‘煤价飞涨，百工停业’的窘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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