我在巴黎度过的最后两个月是难以忍受的。我已名副其实地处在法国政府公开的监视下，来往信件被无耻地拆阅，要迟一天送到。我不论走到哪里，总有个讨厌的人在远处跟踪我，到了街角又使个眼色，把我交给另一个人。
不应忘记，这是警察横行不法的时期。愚昧的保守派，拉马丁派的阿尔及利亚革命者，都在帮助路易波拿巴周围那些老奸巨猾的恶棍，要为拿破仑家族的新帝国建立起一张暗探和奸细的大网，把它张在整个法国的土地上，以便内政部和爱丽舍宫通过电报，随时搜捕和扑灭全国的一切积极力量。
那位曾经在苏格兰场任职过的小警务秘书路易波拿巴巧妙地利用了他所掌握的各种手段对付所有反对派。12月2日，警察正式成为了国家权力的象征。任何地方，甚至奥地利和俄国，也从未有过法国从国民议会时期以来所有的这种政治警察。
造成这局面的不仅在于路易波拿巴对警察机构的娴熟使用和奇特尊崇，也包括了法兰西国民对警察的特殊向往，还有许多原因。路易波拿巴治下的巴黎暗探与他的老部门英国警察简直毫无共同之处，在英国，警察被许多敌对因素包围着，来自舰队街的眼睛、社会舆论、警务委员会和议会的约束时刻左右着它的行动。因此，苏格兰场常常显得势单力薄，只能靠着螺蛳壳里做道场的劲头，在方寸之间做腾挪。
然而，在法国却恰恰相反，警察组织在法国是最富人民性的机构，不论什么政府取得了权力，警察便是它手中的现成工具，一部分民众会以全部的疯狂和热情，那种理应加以抑制而不是纵容的力量帮助它，他们以私人身份可以使用警察所不能使用的一切可怕手段。
人们怎么能躲避小店主，管院子的，裁缝，洗衣妇，卖肉的，姐丈和妹夫，嫂子和弟媳妇呢？特别是在巴黎，那里的人不像在伦敦那样是单独居住的，他们可以说住在珊瑚礁或蜂箱中，有共同的楼梯，共同的院子和管院子人。
孔多塞躲过了雅各宾警察的耳目，侥幸逃到了边境附近的一个村庄，他精疲力尽，走进一家饭店，坐在火前烤手，叫了一客烧鸡。老板娘是个好心的老太婆，伟大的爱国者，她这么考虑：“他满身灰尘，一定是赶了远路，他要吃鸡，一定是有钱的，他的手很白，一定是贵族。”
于是，她把鸡炖在炉子上，走进了另一家酒馆，那儿坐着几个爱国者：一个公民是穆西乌斯斯凯沃拉，烧酒贩子，还有一个公民是布鲁图，另一个是提莫莱昂，裁缝师傅。这件事对他们真是