口，没有外来因素对当即社会生产、经济等各方面的影响。
对于一个县令而言，唯一需要做好的事，便是将治下，这固定的几千、几万户人家治理好。
甚至可以根据具体的状况，进行针对性的安排！
比如：张三种不好地，得隔三差五派个农稼官去指导一下，然后让张三带带左右相邻；
李四年轻时在街头混过，有个啥事儿需要打听，找李四准能问到蛛丝马迹；
孙五祖上当过官儿，在官场有点人脉，有需要的时候可以让他帮忙牵线搭桥，与周边郡县，亦或是上一级属衙往来联络；
钱六老实本分，儿子也多，有个啥兵役劳役的，从他家征丁准没错。
在如今汉室健全的户籍制度下，每个县，几乎都能以‘人’为单位，将治下百姓归入档案，构建原始版的‘人才库’，并作出针对性的治理指导意见。
而且，由于户籍制度完善，人口流动又被严格控制，就使得社会治安状况，也能凭借极小的成本，就维持在一个极高的水平。
杀人放火之类——有外来人就查外来人，没外来者，就查本地那些个地痞流氓，或脾气火爆的人，准没错。
而且大家伙也都认识，在一乡、一里都生活几十年，甚至好几代人了，彼此是个什么吊样也都门儿清。
真要惹了事儿，没有官府的传、引，也根本逃不出多远——不是落草为寇，惨死深山老林，就是在逃到隔壁县时被抓获。
好处数之不尽，弊端约等于零。
而到了草原，到了游牧之民身上，华夏农耕文明赖以维护社会稳定的人口流动控制，却成了彻头彻尾的空谈。
汉家，或者说是华夏文化，为什么那么讨厌、鄙视商人？
因为商人居无定所，动不动就要去天南海北贸易行商，一走就是大半年，甚至好几年。
什么时候走，他不跟你说，往往是说走就走。
什么时候回，他也给不出个准确时间，什么时候想回来就什么时候回。
外出的这大半年，乃至好几年，这厮去了哪儿，干了什么，是否在深山老林杀人越货，亦或是死在了其他杀人越货的商人手中，也根本无从得知。
说白了：商人在封建社会的原罪，便是其独特的生产生活方式，无法被田地限制与一乡、一县。
作为无法被控制流动的人口，商人群体，极大的太高了政府的治理成本