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甚至连县令和县衙，都是没必要存在的！
因为墨家除了有组织行动能力，甚至还有自己的一套内部法律！
哪怕这套法律只针对墨家内部的墨者群体，墨家也完全可以将这份对律法、对‘规矩’的执着和坚守，以汉律的形式用到底层民众身上，从而取代汉家现有的司法、执法机构。
而这样的墨家，在战国时期之所以存在，是因为战国时期的各诸侯国，本质上并不是统一的封建政权。
非但不是中央集权的政权，甚至都没有‘中央集权’这个概念！
在那个时代，诸侯国们除了作为最高统治者的国君，还有许多地位不比国君低多少，亦或是与国君平起平坐，乃至于地位高于国君的‘类统治者’存在。
比如：楚虽三户的‘三户’，指的便是实际掌控楚国的屈、景、昭三家，而非作为楚国王族的芈姓熊氏。
在那样一个特殊的时代，各国之间纷争不休，几乎每一个国家，都把绝大多数经历放在了攻伐、战阵之上。
——得多征点兵！
——得多备点军粮！
——其他的事都靠边站，先把仗打好！
——什么墨家不墨家，什么基层不基层的，先保住国土、保住国家再说！
如此背景下，能为各国节省大量行政成本，甚至节省下官员俸禄——几乎不需要各国统治者费吹灰之力，就能维持国家运转的墨家模式，自然就有了几位广阔的市场。
其内在逻辑也很好理解。
墨家也好，儒家也罢，对于当时的各国而言，不过是维持国家正常运转，甚至是基本运转的手段。
其中，儒家与乡绅豪强联系过于紧密，一旦用久了，就会养出几个怪物级别的世家门阀——就像是楚国的那‘三户’一样。
而法家又过于严格，虽然效率非常高，但很容易引发民众的不满，哪怕不激起民变，也有极大概率导致社会不稳定。
战争当前，大争之世、大乱之世，各国想要的内部环境，几乎都是：以最小的代价，花费最小的成本，最大可能维持社会稳定。
于是，墨家便有了施展才华的空间。
——墨家官员既不会贪污腐败，也不会与地方豪强狼狈为奸，尾大不掉；
几乎所有的问题，都能得到墨家官员的积极解决——解不解决得了另说，起码人家愿意去解决。
对于底层民众，或者说