将思维扩散一下，刘荣大致能得出结论：如果法家存在于华夏文明的奴隶制社会时期，或许可以大行其道。
因为法家那一套天上地下、吃喝拉撒无所不包的严苛法律，强烈掌控欲，或许只有麻木不仁的奴隶才能忍受。
但华夏文明早就从奴隶制文明，进化为了封建文明。
底层民众的主体构成部分，早就从‘贵族财富’性质的奴隶，改变为了拥有基本人权的农民。
让农民忍受那套奴隶才能忍受的严苛法律，无疑是在开历史倒车。
诚然，法家的严苛法律，可以在特殊时期，赋予封建王朝无可比拟的超高组织调动能力。
——骊山秦始皇陵，遍布天下的秦直道、驰道，乃至西南夷的五尺道，还有北方的长城、咸阳阿房宫等，都是法家的严苛法律，赋予秦王朝的超然组织调动能力。
但这样的组织调动能力，并不属于可以常态化存在、细水长流的为国家，为文明提供动力的正常状况。
而是在透支国家的未来，透支底层民众对统治阶级的忍耐程度。
当这种忍耐到达一定的极限，那陈胜吴广，乃至项羽刘邦的出现，便也就成了必然。
对于统治阶级，和被统治的底层民众之间的关系，古华夏思想界其实早有定论。
——水能载舟，亦能覆舟。
——四海穷困，天禄永终。
谁让老百姓不好过，老百姓就会让谁过不下去。
谁逼得老百姓没了活路，谁也就让自己失去了活路。
很显然，以李斯为代表，为秦王朝抛头颅洒热血的法家，并没有意识到这一点。
而现在的法家，先是经历了晁错以削藩策重回华夏政治中心失败，却又在机缘巧合下，为法家士子打开了仕汉的道路。
如今汉室，光是重臣二千石一级，便有大理廷尉)赵禹，以及雁门郡太守郅都两位法家代表人物。
新生代血液中，也有王温舒、郅都等人为代表的新势力。
官僚系统的中层，更有数以百计的法家士子，一遍尝试着施展自己的才华、实践自己的学术思想，一边在反思过去的经验教训。
尤其是秦的教训。
关于这个问题，刘荣也曾和如今，法家在朝堂中央的代表人物：大理赵禹聊过。
说来，赵禹此人，也算是先帝老爷子，专门给刘荣留的半个心腹。