对于儒家，刘荣从个人情感上，自然是相当不喜。
因为在刘荣看来，古华夏绝大多数苦难，几乎都源自于后来，在歪路上越走越远的儒学。
前世，刘荣曾听人说，秦汉风骨，都是被满口‘仁义道德’的儒学，给抽了个一干二净。
对这种说法，刘荣不置可否——谈不上有多赞同，却也没觉得完全不对，只能说是有待商榷。
但历史上的衍圣公家族世修降表，无疑是让后世万千华夏之民唾骂，也算是遗臭万年了。
刘荣当然明白，祖宗的过错不该由后人背负，后人的过错也不该由祖宗负责。
好比衍圣公家族世修降表，刘荣再怎么不讲道理，也不至于将其怪罪在孔夫子头上。
但刘荣却也认为，衍圣公家族世修降表，以及后世的儒生们四肢不勤五谷不分，以至于闹出头皮太痒、水太凉的笑话，和儒学本身的特性，也有着相当程度的关联。
——儒学，天然就是为地主乡绅，或者说是地方豪强势力代言的政治学说。
在儒家的治国理念、执政哲学当中，随处可见乡绅地主的影子。
在儒家看来，一个国家最理想的状况，必然是乡绅地主做精神表率，以及实际意义上的代表、掌控者，带领底层民众扶持地方安定和运转。
但历史的教训告诉刘荣：儒家理想中的‘乡绅’，恐怕只存在于理想之中。
从历史长河当中，刘荣看不到所谓的‘良绅’，看不到能做表率、榜样的地主豪强。
刘荣看到的，只有无情压迫、剥削底层民众的万恶地主。
这类人，在古今中外都存在。
而儒家的存在，却让这些卑劣之人，在古华夏大地，具备了最坚实的法理基础。
——地主豪强压迫民众，原本是一目了然的错误；
但儒家的存在，却让这么一个浑身上下，都流淌着贫苦民众血海的恶劣群体，披上了一层‘良绅’的皮。
单就这一点，刘荣就可以说一句：对于诸夏而言，儒学，是千古罪人！
是儒学的存在，让古华夏的地主豪强，具备了合理合法，甚至合乎情理的剥削底层民众的理论基础。
也正是由于这个原因，刘荣从个人情感层面，对儒学的厌恶达到了极致，甚至到了‘恨不能除之而后快’的程度。
只不过，作为一个合格的政治人物——一个勉强算得上合格