今汉室，读书人和官员之间的联系，和后世形成了一种极为鲜明的对比。
在后世，官、吏都肯定是读书人，但读书人却不一定能成为官、吏。
为了成为官、吏，后市读书人可谓是千军万马过独木桥，一个岗位就有数百上千人，乃至成千上万人竞争。
即便是在千百年后的其他封建王朝，科举得以兴起后，士子们想要通过科举改变命运，也同样需要面临极为激烈的竞争。
童生考秀才，便是动辄百里挑一的比例；
秀才考举人，又是至少百里挑一，甚至数百人里挑一的比例。
而这一综合，从童生到举人，录取比例已然达到令人震惊的万里挑一！
在下一步的进士，那就更别提了——全国各地数以千计的举人应试，每科却只那么几十人可以成为进士。
所以后世人常说，封建时代的状元郎，含金量可比新时代的重点高校高多了。
毕竟科举状元，每三年才能出一个，但考入高校的学子，每年都能有个几百号人。
也就是说，无论是千百年后，科举真正兴起后的其他封建王朝，还是后世新时代，选拔官员，都是在读书人里精挑细选。
但在当今汉室，却完全没有这个条件。
精挑细选？
有读书人就不错啦！
是个读书人就不错啦！
能写会认就不错啦！
还要什么自行车？
甚至于，这个时代的读书人，哪怕全都拉来做汉家的官、吏，都还不够！
再加上读书人，也不完全都是适合做官——甚至不是都可以、都有能力做官的。
读书人本就没多少，再剔除掉一部分读书读傻了的书呆子，以及只知道死读书，却根本无法与社会接轨的宅男，可供汉家储备的读书人、预备官吏，自然就更少了。
于是，无可奈何之下，汉家就只能把主意，从读书人这一‘数量少到指望不上’的群体，转移到其他勉强能用的群体。
比如孝子，可以举孝廉做官——好歹是个孝顺的人，德行没问题，让他做官，哪怕做了错事，也至少是出于好心。
再比如种田能手，可以举力田做官——起码是个有技术的农民，再怎么愚昧无知，也起码能带着治下百姓好好种地，不至于连农税都收不上来。
更有甚者，军转官吏，也同样不是不能考虑。