议，但对于当时的唐朝而言，这个方法绝对是奏效的。圣旨既下，魏博、成德两路大军就兴高采烈地开赴邢、洺，将刘稹死死地压在昭义镇中。
另一方面，魏博、成德、卢龙等河朔三镇原先就因割据而与朝廷互不对付，经过此次“合作”，反倒消除了积怨，此后，河朔三镇节度使更愿意以“听调不听宣”的形式，与朝廷维持着相对和谐的从属局面。
随着帝位逐渐稳固下来，唐武宗总算可以憧憬一下“中兴”的画面了，但长安城内却突然流传起一则奇怪的谶言，内容是：“李氏十八子昌运方尽，便有黑衣天子理国。”
黑衣者，即僧人也。“十八子”，则又与李唐国姓相合。至于“昌运方尽”，既可以看作是唐朝昌盛之国运将尽，也可以解读为唐武宗会昌时代即将终结。无论何种情况，这则谶言都预示着唐武宗的帝运将尽，佛门将有“圣天子”横空出世。
唐武宗对此惶恐不安，唐朝的寺僧们就跟着遭殃了。
会昌五年(845)四月，唐武宗下令拆毁全国寺庙。随后，他又规定帝都长安只能保留4座寺庙，每寺留僧10人，洛阳留2寺，其余节度使治州只能各州留1寺，而刺史所在州则一寺不留。全国僧尼皆令还俗，所有废寺铜铸的佛像、钟磬等全部销熔铸钱，铁铸的则交本州销铸为农具。由于这次“灭佛”事件对唐朝乃至中国佛教史都产生了深远影响，所以后世将其称作“会昌法难”或“唐武宗灭佛”。
事实上，灭佛之事并非唐武宗冲动之下作出的决定。
在“会昌法难”开始前，他就已经“偏信道教，憎嫉佛法”。早在颖王时代，他便借着宗室身份，常常跑进宫内与道士赵归真论法。那时，赵归真是唐敬宗身边的首席道士，道法精湛。即位为帝后，他又第一时间召道士八十一人入禁中，“于三殿(长安大明宫麟德殿)修金箓道场”，并亲自拜赵归真为师，与他“于九天坛亲受法箓”。透过这层关系，赵归真有更多的机会在皇帝面前诋毁佛教，“言非中国之教，蠹耗生灵，尽宜除去”。每及此时，唐武宗总是点头称是，并表示：“我高祖、太宗，以武定祸乱，以文理华夏，执此二柄，足以经邦，岂可以区区西方之教，与我抗衡哉？”
为了彰显对佛、道二教的一视同仁，早在唐初实行均田制时，唐朝法律就有“凡道士给田三十亩，女冠田二十亩，僧尼亦如之”的规定。此后，大量的人丁、土地被纳入寺院私有，直接造成唐朝税源的减少。这在太平盛世时问题不大，可唐武宗亲政