他放下行李，默默地走到营房角落自己的铺位——一个与其他士兵毫无二致的木板通铺。然后，他拿起扫帚，开始清扫营房内的杂物。这个举动，让一些士兵愣住了。在旧军队，长官动口不动手是天经地义。
接下来的几天，谢文渊几乎不眠不休。白天，他跟着全连一起出操，亲自示范每一个战术动作，纠正士兵们的错误，汗水流得比谁都多。训练间隙，他不再像军校时那样沉默，而是主动走到士兵中间，操着生硬的、带着荆楚口音的官话，尝试与他们交谈。他问那个面容稚嫩的小兵想不想家，问那个手上满是老茧的工人以前在哪个厂做事，甚至给那几个聚在一起抽烟的老兵递上自己舍不得抽的、劣质的纸烟。
起初，回应是谨慎而疏离的。尤其是那几个老兵，领头的叫赵铁柱，原是桂军的一名班长，打起仗来不要命，但也沾染了一身兵痞习气。他对谢文渊的示好嗤之以鼻，私下里对同伙嘀咕：“哼，毛都没长齐的学生娃，懂个屁的带兵？还不是靠着那张文凭来混资历？”
转变发生在一个傍晚。连里组织武装越野，一个新兵因为体力不支，扭伤了脚踝，落在后面，痛苦地**。赵铁柱等人骂骂咧咧，嫌他拖累了全班成绩。谢文渊二话不说，走过去蹲下，仔细检查了伤势，然后一把将那个比自己还高半头的新兵背了起来，咬着牙，一步一步地往回走。汗水浸透了他的后背，沉重的步枪和伤兵的重量压得他步履蹒跚，但他始终没有停下，也没有让其他人帮忙。
回到营地，他亲自找来炊事班要了点烧酒，给新兵揉搓肿起的脚踝，动作笨拙却异常认真。那一刻，营房里异常安静，许多士兵看着这个年轻的排长，眼神里的东西开始变得不同。
夜里，谢文渊开始利用从军校政治部学来的方法，在营房里组织简单的“谈话会”。他不讲大道理，而是从士兵们切身感受说起。他讲自己逃难时看到的饿殍，讲母亲病重无钱医治的绝望，讲在吴家为奴的非人待遇。他的声音不高，带着真实的痛楚，却异常有力量。
“我们当兵，不是为了给哪个长官当看家狗，不是为了混那几块卖命钱！”他看着黑暗中那些闪烁的眼睛，语气渐渐激动，“我们是革命军！是要打倒那些让我们家破人亡、吃不饱穿不暖的军阀和地主！是要建立一个能让咱们爹娘、兄弟姐妹都过上好日子的中国！”
这些话，像火星，落在了干柴上。那个扭伤脚的新兵，第一个哭出了声，他想起了被地主逼租逼死的爹。接着，更多的人开始诉说自己的苦难。就