给卫满朝鲜，以及被卫满覆灭的芥子朝鲜政权，包括卫满朝鲜、芥子朝鲜两个政权，进行官方政治定性，其实也并非看上去那么简单。
好比当年，吕太后在孝惠皇帝刘盈，以及前少帝刘恭、后少帝刘弘在位的十五年时间内，女身临朝，执掌汉室天下；
而在吕太后驾崩后，又发生了以吕氏外戚为‘首恶’的诸吕之乱。
彼时，为了给诸吕之乱，以及与吕氏外戚剪不断、理还乱的吕太后进行政治定性，太宗皇帝也同样是愁坏了脑袋。
因为政治定性这个东西，并非浅显、通俗意义上的，从客观角度判定是非对错这么简单。
政治定性，是必然会以政治立场为基准，而后进行的政治活动。
便说当年的诸吕之乱，以及诸吕外戚与吕太后之间的关联，如果单纯以事实、客观现实为依据，那事态自然是一目了然。
——吕太后在孝惠，已经前、后少帝在位期间，因天子年弱未冠而代掌朝政，并不违反程序合法性。
但在‘合法代掌朝政’的过程中，吕太后出于种种原因，对自家外戚吕氏进行过度的——过高频次、过高力度的提携和提拔，最终也间接导致了诸吕之乱的发生。
从这个角度上来看，无论吕太后提携、提拔自家外戚的意图是什么——无论是为了宗庙、社稷，还是一家一姓的私欲，诸吕之乱的爆发，吕太后都有着难辞其咎的连带责任。
用后世人更能理解的话来说，便是诸吕之乱，直接发动的诸吕外戚为主责，让诸吕外戚得以掌握叛乱能力的吕太后为次责。
当然，这是以吕太后‘并无私心，提携吕氏皆为国家’为前提，所得出的结论。
如果将吕太后提携、提拔自家外戚，将自家外戚遍封为王侯将相，归类为吕太后给自己的娘家捞好处，那诸吕之乱的定性就又有不同了。
——居长乐而号太后，以权谋私，挖汉家墙角！
为了一己私欲，让吕氏这么一家没有德行、不配得到权力的外戚家族，最终掌握了足以发动一场政变的滔天权势！
甚至于，在临终前，未必没有授意吕氏外戚‘先下手为强’，亲自主导了那场诸吕之乱！
如果是按照这个思路进行定性，那诸吕之乱，吕太后就不再是‘次责’了，而是和发动叛乱的诸吕外戚，并列为主责。
或者应该说：在这套定性逻辑下，吕太后本身，也会被划入‘诸吕外戚’