同样的题材，观众自然会对比。
1937与1942显然在历史观和叙事角度上存在极大差异。
1942死气沉沉，带着历史循环论与宿命论的基调。
展现了饥荒、腐败、民众苦难等灾难在历史中不断重演，暗示社会问题根植于结构性痼疾，难以通过个体或单一事件改变。
国民政府救灾迟缓，官员贪污腐败，导致饥荒蔓延。
灾民在逃亡中逐渐丧失希望，甚至出现“易子而食”的极端现象。
结尾字幕提到“1943年河南又丰收”，暗示苦难被遗忘，问题未被解决。
全片充斥压抑与无力感，最终未给出明确出路。
传递的只有“历史是死板的动态循环”的悲观论调。
自上而下的俯瞰视角，通过灾民、政府、记者、外国传教士等多重视角，展现灾难的全貌，但个体命运被宏大叙事稀释。
角色多为被动承受者，如老东家范殿元最终失去一切，充满无力感，丝毫不见个人对历史进程的主动影响。
白修德拍照揭露真相，与国民政府无动于衷形成明显，进一步暗示个体努力在体制性腐败前的徒劳。
很明显，1942的历史观是封闭的，历史变成了无法打破的循环。
结尾的丰收与遗忘，暗示苦难的重复到来，未来缺乏变革的可能。
电影揭露了历史伤疤，批判权力腐败与人性异化，但未提供解决方案。
无论是冯晓刚还是原著作者刘震云，他们的历史观点，历史只是镜子。
摆在那里了，也就结束了。
而同样的严肃历史题材，1937则彰显了历史能动性。
通过普通人的求生与觉醒，强调人民是历史的主体，苦难中孕育着希望。
陆大川兄弟通过伪装、贿赂、组织自救等方式在绝境中求生。
南京城内，集体力量在觉醒，盐帮、棺材铺等民间组织形成互助网络。
电影的片尾彩蛋，新四军兵工厂的工人通过技术革新支援抗战。
展现了历史进步的必然性。
通过工业崛起、民族觉醒等画面，暗示组织起来的人民能改写命运。
电影虽直面血腥与绝望，但始终穿插希望线索。
不是解构，而是建构。
最终落脚于民族精神重构的积极主题。